敞开传播学研究的思想方法 ——媒介批评之我见

王翰东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翰东(1954∽ ),男,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从事传播学研究。

【摘要】

在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中自觉地利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厚资源,对媒介进行整体的、方法论的思考,应是对媒介批评的基本理解。媒介批评应表现出反思的特点、人文思考的特点,从而和传统的媒介研究的“科学性”形成对比。对媒介批评所做的学科界定,不应成为新一轮的学术“圈地运动”。我们所要做的是努力敞开传播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思想方法,通过媒介批评提供一个思考的途径,使传统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和当代哲学以及其他思想领域的接触中,形成开放和互涉的文本。

【关键词】 传播 媒介批评 结构主义 语言分析

 

我的身旁放着美国学者詹姆斯·凯利的《传播作为文化》[i]一书,这部著作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在该书第一章的开头,凯利讲述了一个纯属他个人的学习心得。他说,许多年前当他准备认真研读传播学文献时,有位智者建议他从哲学家杜威的著作开始入手,而采纳这一建议成为他日后获益匪浅、从不后悔的一件事。究竟是什么使凯利在传播学研究中特别提到杜威呢?这要从杜威对“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独特的“词源学”理解说起。在杜威看来,英文词汇“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cation)之间有着相同的词源联系,并且这一联系有着词语含义之外的意义:“人们因其共同拥有之事物而生活于一社区内;传播是他们获得共同拥有之事物的途径。他们必须共同拥有之的是……目的、信仰、追求、知识,一种共同的理解,如社会学者所说的志同道合。这样的事物不像砖头那样能够物理性地从此处搬运到彼处;也不像人们分食一块苹果馅饼那样,划分成若干有形的等分即可分享……同义共识(consensus)需要传播。”[ii] 很大程度上是在杜威的启发之下,凯利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看待传播的观点和概念,他称之为“传送”(transmission)的传播观和“仪式”(ritual)的传播观。

把传播理解为传送,对于我们并不陌生,按照凯利的说法,这是“所有的工业文化”所持的最普遍的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前,英汉字典对communication的翻译是“交通”、“通讯”、“传输”。经过一番争议之后,学界有保留的选择了“传播”这一译法,仍然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发送”、“交流”等含义。“这种传播观的核心是为了控制的目的而对信号和信息的跨距离的传送”。因此,在我们的传播学研究的习惯性思维的症结处,深深扎根着这样的理念:信息的传播是技术的、空间的、控制的过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对最大传播效果的追求,成为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凯利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统治着美国学思的“传送”的传播观,它的功能主义和行为学的表达语汇已近穷尽,成为了一种不断重复已有成果的、毋庸置疑的学术。而我们知道,对学术思想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问题,或至少提不出新的问题。最近以来国内在对所谓“第四媒体”的大讨论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这种学术用来消解问题的巨大而简明的能量。

把传播理解为仪式,对于我们也不陌生。中国古代对礼仪的重视,可以追述到孔子对诗书礼乐教化作用的认识言论。“仪式”一词联系着信念的“分享”、“参与”、“合作”、“交往”等。“仪式的传播观不仅指向信息的空间性延展,而且指向社会的时间持恒;不仅指向信息的发送行动,而且指向被分享的信念的展现。”按照这样的理解,“研究传播,就是去审视实际的社会作用过程,在其中有意味的象征形式被创造、被领悟、被使用。”[iii] 由此,传播学研究的资源就不仅是技术、政治、经济或心理、行为,而且蕴含于思想、文化和传统之中。还是杜威的话:“(人类)社会不仅是以交流和传播而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在交流和传播中存在。”[iv] 在这里,介词“以”(by) 和“在”(in) 的差异,实际上是两种传播观的差异,即中国哲学概念上的“器”和“道”的差异。如果把社会存在和交流传播“捆绑”在一起研究,必然要引入哲学批评层面的思考方法,来弥补工具性认识的不足。

于是,凯利对我们的启发,不仅表现在他从杜威的思想所引出的精辟见解,而且也表现在他从哲学出发进入传播学研究的方式自身。翻开该书后附录的参考书目和人名索引,我们看到,取代了传统新闻传播学教程里经常引用的那些书或人,现当代哲学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频频出现于文本中。如,巴赫金 (M.Bakhtin)、巴特 (R.Barthes)、本雅明 (W.Benjamin)、布尔迪厄 (P.Bourdieu)、福科 (M. Foucault)、罗蒂 (R. Rorty)、海德格尔(M.Heidegger)、马克思 (K.Marx)、吉尔兹 (C.Geertz)、哈贝马斯 (J.Habermas)、韦伯 (M.Weber)、列维-斯特劳斯 (C.Levi-Strauss) 等等(顺便提一下,不仅仅是马克思,上述所有人的著作都有中文译本出版)。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领域的这些新的“闯入者”,代表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各领域贯通融合的世界大趋势。一方面,这些当代影响活跃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把研究的锋芒直指媒介问题(譬如,卢克曼论媒介对现实的建构,哈贝马斯论社会和交往,巴特对影像符号的阐释等);另一方面,我们已很难把他们理解为过去意义上的纯粹的“哲学家”。马克思谈过“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也曾写过一篇长文,论《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终结”即是它在体系位置上的“完成”,而把“澄明”的任务交给了“思”,“当我们追问这种思想的任务时,首先要质疑的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还有对这种思想的追问。”因而,“思想的任务就应该是: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规定的思。[v]” 海德格尔“思”或“追问”的任务,正是我们批评的任务。如果说,当代思想家已经把传播与媒介问题作为他们关注和“追问”现实的一个切入点,那么,我们研究媒介的人仍和他们失之交臂的话,则将是极大的遗憾。因此,从那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当代哲学的思想、流派和问题入手,在传播研究或媒介研究中自觉的利用人类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厚资源,是我对媒介批评的基本理解。

这里所说的媒介批评,包括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媒介批评,着重点、关键词落在“批评”上。英文的“批评”一词是Critique,德文为 Kritik,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而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翻译成批评和批判。但是这种批评和批判,不是我们日常语言里所说的批评和批判。也就是说,媒介批评不是指通过媒介所进行的、或针对媒介进行的日常意义上的批评;不是指经过日常性“理论升华”之后媒介从业人员所开展的深度报道,或社会学者对所谓的媒介“负面效应”的揭示。自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三个批判[vi] 问世以来,批评和批判成为哲学的常用概念。这一概念经过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介,被引入20世纪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批判概念在现当代哲学中发展演变的过程如何,以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概念的异同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话题。但是我们可以从批评或批判概念的一般的哲学意义出发,给媒介批评的概念作如下的界定:1.它首先是一种对媒介的整体思考,是传播和媒介研究的方法论的思考;2.它表现出反思的特点、人文思考的特点,从而和传统的媒介研究的“科学性”形成对比;3.它是历史实践意义上的思考;4.作为思考者的思考,它强调思考的自由和多元性,个人的独特体验,而反对把这种思考确立为媒介运作的真理或标准。

其二是作为一门课程的媒介批评,它所包含的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思考方式。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课程体系分割为理论、业务和史三个大块,这种三分法也是现代教育体制下其他学科所共享的一个特征。然而,在更为古老传统的人文艺术学科里,保留着“批评”的讲坛,比如“文学批评”或“艺术批评”。虽然我们可以一般的把“批评”纳入“理论”课程的框架,但由于批评一定是对特定时代的具体问题的思考,所以必然的会跨越理论、史和业务的分割模式,而表现出实践的和综合的特点。大学的课堂应该既是象牙塔,又是对媒介现实问题密切关注的了望塔。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卫星传播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卫星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所产生的媒介“殖民”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国外许多大学传播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之一。这种对当下的现实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的兴趣,正是和人文批评的古典精神相一致的,也是现行课程体系下“概论”、纯粹史实,以及编评采写一类的条分缕析所难以涵盖的。媒介批评的课堂,应该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而不应成为灌输既有结论的体系的新的部分。

从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几年起,媒介批评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国内的一些专业杂志上,若干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专业也已经开设或酝酿开设媒介批评的课程。国家教育机构亦正式把媒介批评列入了专业课程目录和十五规划的相关研究课题。伴随而来的是对这一新的理论、新的学术进行概念的界定和体系的建构的问题。这一切都预示着媒介批评的兴旺和繁荣,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隐藏着一种画地为牢的危机。当媒介批评的学术“圈地运动”结束之后,当它确定了严格的理论内涵和外延之后,还能保持着不断反思和追问的姿态吗?如果媒介批评的实质是进行一种人文意义上的、而非科学精神的批判,我们所应关注的就不是学术领地的再分配、学术标准的更迭和学术规范的新一轮固守;我们所要做的是努力地敞开传播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思想方法,把媒介批评界定为或纳入到某一种、某几种方法中去,或相反,把某几种方法归入到媒介批评的麾下,这样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学术惯性将会带着我们背离“批评”一词的基本含义。媒介研究对当代思想方法的借鉴和把握,其基本的出发点是建立对既定学思的批评视界。在这里,我想就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方法在传播领域的运用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是结构主义。在《50位当代主要思想家》[vii] 一书中,作者把32人列入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名下。这样,从法国诗人巴什拉、俄国文论家巴赫金、德国精神分析医生弗洛伊德这些所谓的“早期结构主义者”,直到德里达、福科等所谓“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斗士,都被纳入了结构主义的庞大队伍。实际上,这些汇聚在“结构主义”麾下的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者”,或者有着各不相同的研究兴趣,或者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结构主义者。但是,他们确实在整体上体现了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共同建立了一种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进程,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媒介研究的方向。简言之,结构主义的方法突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1.在认知上,把各种不同的关系看作理解文化和社会的关键所在,这个世界的“现实”本质上不属于物自身,而属于我们在事物之间发现的关系;2.作为结果,结构产生于对这些关系的确认之中而不是之前,人对世界关系的认识过程同时是创造世界结构的过程,人本质上是“结构主义者”,创造和“结构”出供自己认知的对象化世界。结构主义的世界观是一种反“实在论”的世界观。就是说,在关系和结构之前和之外,没有认知水平上的更为本质、更为实在之物,也没有先验结构的存在。霍克斯在他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小册子里写到:“对个别实体的完全客观的感觉是不可能的: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这种关系成了惟一能被观察到的东西。它成了现实本身的材料。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他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viii]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把弗洛伊德纳入“早期结构主义”的范畴。弗洛伊德确实通过重现他的精神病人的完整情境预示了结构主义的问世。同样,对有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的概念,我们虽不赞成这种理论的嫁接,但马克思确实早在结构主义之前,通过分析商品所隐含的各种生产关系,揭示了资本世界的结构。

结构主义作为思想方法的源泉之一对20世纪媒介研究的影响,借用凯利的说法,首先是使我们“对传播学获得一种新鲜的(总体把握的)视界”[ix]。 这里,我想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进行的一项电视研究为例,来说明结构主义在媒介研究方法上的宏观影响。这一由格伯勒教授指导的叫做“文化指标”的电视研究项目,起初是作为“长期效果研究”而获得资助的[x]。 正如传播学者麦奎尔所述,“大众传播的全部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即存在着来自媒介的作用和效果” 。这一前提既体现了“刺激-反应”的“科学”模式,又是源于亚里士多德以来西学的因果逻辑传统。然而效果研究面临着一些困难因素,如效果的复杂性问题。所谓的“效果”之间(包括媒介效果和其他社会活动效果之间,各种媒介效果之间等)是相互关联并且发生于一个复杂的事件链中,所以,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作的定量性、实验化的效果分析,尽管具有心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有效性,却因为将单一行为孤立出来作为特定的媒介效果对待,而无法再现既定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规范,无法解释人类传播实践的日趋繁复的现象。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电视研究模式,格伯勒对传统的效果研究持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试图从理论基础开始取得突破。在总体上,他把电视比喻为“说书人”(Storyteller),电视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正扮演着一个讲述传奇故事的原始部落长老的角色。部落长老通过不断讲述传奇史诗故事,通过传奇史诗戏剧化展现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文化规范、生活经验等等内在的内容,而不是它们外显的故事情节,来教育部落的全体成员,使它们认同部落群体,认同于自己应处的角色、地位和职责。同样,电视通过它的新闻、娱乐节目,通过它们包含的生活化、戏剧化的规范和价值,展示了工业社会的运行次序和权力结构。对电视效果的考虑首先应是它对人类经验的通盘影响。格伯勒的结论是:随着人们和电视一起相处的越久,电视越从一种外在的显性的传播手段变成一种内在的隐性的生活方式。电视成为我们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无处不在的中介物,成为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成为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格伯勒对电视的理解,也适合于对媒介、包括最新网络媒介的整体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建立在结构主义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叙事学的影响之上的。

在操作的层面上,格伯勒的“文化指标”研究亦遵循了结构主义的方法,注重电视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联的“结构”作用。他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取样方式:“讯息系统分析”(message system analysis),在内容分析上设计了一套结构主义者常用的二元对立的指标项。比如,对电视暴力不是简单地作频度统计,而是将其一分为二成“暴力指数”和“危险率”;“危险率”指标再分为“暴力/受害比”和“杀害/被杀比”。这样得到的讯息系统资料就不仅是所谓客观的表述,而且反映了制度和文化的深层结构:电视节目中的施暴者主要是男性黑人和移民,受害比最高的则为白人老妪和儿童。对包括暴力显现值在内的所有电视内容的统计资料,格伯勒又进一步进行“教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把它们和相关的现实的社会统计数据放在一起,形成“二元对立”的差异让受试人选择。结果是,大量观看电视的“重观众”更倾向于选择“电视答案”(数据)作为他们的“现实”答案。譬如,在回答“美国的暴力犯罪的比例以及警察、司法从业人员的比例为1%(实际数字)和10%(电视统计)”这样的问题时,“重观众”更多的选择10%的电视统计值。因此,格伯勒小组得出如下的结论:1.观众看到了一个和现实世界不同的“电视世界”;2.观众,尤其是重观众,体验了一种“现实转换”,他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印象受到所观看的电视内容的影响;3.“电视世界”的形象被观众不断地随意的汲取,不仅影响到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信念,而且影响到他们的感觉,以及对现实情境的判断。把该结论中的“电视”换成“媒介”,应该说具有相同的意义。如果有人用格伯勒的方法在我们的都市报中任选一种作“文化指标”研究,想必也会得到有兴趣、有启示的结果。西方有人对格伯勒的研究提出异议,认为他的媒介理论“最好理解成一种抽象的审美性批评”。在我看来,这正是对他的褒扬。

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20世纪其他哲学流派都曾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人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一本书《普通语言学教程》。他的这部半个世纪前的讲稿在1959年译成英文发表以后,索绪尔不仅被尊奉为语言学和结构主义之父,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创造力的源泉。有人将之形容为:“1960年前后,语言学犹如一条地下河流冲出地面,荡弃包括现象学在内的一切陈旧的方法,把它们淹没在自己的潮流之中。”[xi] 于是,我们必须面对“语言学的转向”或“语言论转向”。在柏格曼和罗蒂的术语里,“语言学的转向”是对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变革的描述。就是说,西方哲学已经从研究世界构成本原的本体论阶段,从研究经验的或理性的人类知识来源的认识论阶段,转到了研究语言哲学的阶段。因为无论是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知,都需要首先澄清哲学语言的意义,语言学的转向开始把哲学问题视为关于哲学语言的意义问题,语言成为哲学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研究对象。哲学的全部任务是对语言的批判。哲学不再是知识的体系,而是活动的体系,它的性质不再是理论,而是对科学(人工)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析或解释活动[xii]。在“语言学的转向”的哲学背景之下,索绪尔之超越语言学的深远影响就不难理解了。

乍看起来,“语言学的转向”似乎限定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而实际上,语言问题的介入开拓了哲学和思想的新视野。法国思想家本维尼斯特说,语言这样一种象征系统的存在揭示出一个最本质的事实: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没有自然、直觉和直接的关系[xiii]。既然我们是“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柏格曼语),叙述和语言本身便凸显出来,如卡西尔所说:“语词首先必须以神话的方式被设想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 [xiv]。因此,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或者更进一步,“说什么”和“怎么说”都首先归结为“说”(语言)自身的问题,其次才是关于世界和知识的问题。同样,当我们把传播媒介看作是认识世界的窗口时,当我们以媒介信息“展示”现实时,不能忽视语言的中介,忽视语言的“实体性存在”。如果媒介以语言为构建事件的材料,这一材料已经先于事件充满了意义。借用瓦莱里的比喻,在媒介和受众、新闻报道和新闻事件之间的“流通”建立之后,语言便如同货币,语词的意义成为它的“汇率”,并在兑换中实现价值。意义和价值存在于语言的“流通”之中,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传播信息的目的一旦达到,媒介信息便自行中止,退出流通;相反,媒介语言、媒介的叙述形式则保存下来,在反复“吟诵”中实现创造的功能,成为一种“事物”,譬如我们常说的“媒介事件”。“真实”、“客观”的新闻叙事语言和文体成了理解社会现实的框架;而在操作的层面上,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则置换为叙事方式的真实性问题(现场镜头、同期声、实地采访等)。媒介世界通过突发事件、时政财经报道、体育娱乐消息等叙事形式的划分而确立。从语言问题出发,任何新闻都是“叙事学”和“解释性”的新闻。

让我们回到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索绪尔创造性的提出“语言”(langue) 和“言语”   (parole) 、“历时性”(diachronic) 和“共时性”(synchronic) 、“句法形态”(syntagmatic) 和“词法形态”(paradigm) 的成对概念。这些几乎为语言学家专用的概念,却为媒介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式[xv]。让我从手边的报纸上任意摘引一个句子(标题):“全力扫黄居民称快”。这是一个特定的记者就某一特定事件所写下的一个特定的句子,索绪尔称之为“言语”,即个人运用社会和文化的共有“语言”而产生的言说行为。新闻业务研究倾向于在“言语”的层面上竭尽对事件的特殊表达。而在索绪尔看来,只有“语言”才摆脱了事件的随意性,体现了制度化的、系统的、文化分享的潜隐基础,使个体间的言说得以相互理解。“语言”构成完整的符号体系和言说规则,它和“言语”的关系如同乐谱和具体实现的一次演奏,或是象棋规则和一局对弈。当我们研究索绪尔意义上的新闻报道的“语言”时,正是要关注那些潜在的支配新闻从业者约定俗成的写作方式,以及我们视为专业化标准的那些文体风格、影像构图、节目形式所蕴含的文化规定。其次,“全力扫黄居民称快”这句话的意义,既是“历时”地产生的,又是“共时”地实现的。一方面,句子的意义必须在句子的各个成分按照先后秩序组合完成之后才得以显现,句子的展开对应了事件的展开,也表现出因果逻辑的线性特征;另一方面,“语言”是意义的系统,在时间的任意一点上,这个句子的每个成分都具有意义,不依赖于句子的完成,并且预先制约着句子的意义。因此,“全力扫黄居民称快”这句话的各部分之间就有了垂直的(词法形态的)和水平的(句法形态的)两种联系。“黄”在同“扫”的水平结合中确定了自己隐喻的身份,而在垂直方向上,“黄”所表征的淫秽、不良社会行为的含义,是在一系列具有差异对比的关联词中,通过选择而确定下来的。句法形态表现为显现的结合,词法形态则是隐性的选择,在场的词义是通过不在场的词汇系统或符号系统而确立的。新闻改革以来报刊标题遣词造句的文学化倾向,似乎是活泼版面的文风变化;而从词法形态的角度看,实际上它显示出新一代报人对文化的和制度的符号系统已经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在媒介研究中运用语言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小组,其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年代,对英国媒介的劳资关系的报道作过系列的研究,其成果以《坏消息》、《更多的坏消息》和《真正的坏消息》为书名陆续出版。他们的研究运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许多方法,其中语言学的研究在分析媒介文本时表现出它的长处。格拉斯哥小组发现,虽然新闻媒体以客观公正的职业身份出现,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却具有坚实的文化和制度的约定。譬如,“罢工”、“纠察线”、“停产”、“骚乱”等在报道劳资纠纷时常用的词汇,无论在有关具体事件的消息文本里的“句法形态”如何,它们的意义已经在资本社会的符号系统中确定。从而,对劳资纠纷客观公正的媒介报道成为名副其实的“坏”消息,“不在场”的语言系统为新闻媒介做出了价值判断,使其成为偏见之源。

20世纪是各种思想流派风起云涌的时代。现象学、解释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批判理论等等,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说,大众传播和媒介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也已经大大的拓展。从传统的文字传播到广播电视、卫星通讯、互联网络的技术发展,到全球化、工业化、新殖民主义、环境保护、女权运动、后现代性、大众文化等问题,媒介研究和传播理论必须做出自己的应对和回答。新闻是对当代重大问题进行报道的实践活动,如果将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围局限起来,将是一个悖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批评可以提供一个思考的途径,使传统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和当代哲学以及其他思想领域的接触中,形成开放和互涉的文本。

 

注释:

 


[i]  James W. Carey.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ii]  转引自凯利.传播作为文化.英文本第22页。原文出自杜威.民主和教育.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iii] 参阅凯利.传播作为文化.英文本第一章,以上未注明引文皆出于此

 

[iv] 引文出自杜威.民主和教育.英文原文是:“Society exists not only by transmission, by communication, but it may fairly be said to exist in transmission, in communication.”

 

[v]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260~1261页

 

[vi]  三个批判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哲学著作

 

[vii] John Lecht,  Fifty key contemporary thinkers,London:Routledge,1994

 

[viii] 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8页

 

[ix] 参阅凯利.传播作为文化.英文本第23页

 

[x] 参阅王瀚东.电视效果研究的格伯勒模式.见:吴高福主编.新闻学探索录(二).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第156~167页

 

[xi] 塔迪埃著.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第207页

 

[xii] 参见涂纪亮著.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2~8页

 

[xiii] 转引自王一川著.语言乌托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30页

 

[xiv] 卡西尔著.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第83页

 

[xv] 参阅 欧苏列文等人编著.传播和文化研究的主要概念.相关词条。(O'Sullivan, Tim and others,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second edition,London Routledge, 1994,)

 

 

 

Open out Thoughts and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Study -----My Viewpoint of Media Critique

Wang Han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Introduction of Author: Wang Handong(1954~ ),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munication .

【Abstract】

In the light of our profound cultural tradition, giving media a whole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should b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media critique. Media critique should appear as self-reflecting and human-considering, which contrasts with traditional media study. To define media critique as a subject should not become another academic enclosure. What we should do is to open out thoughts and methods in communication study, to afford a thoughtway through media critique, and to make tradi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s no-limits and interrelating texts as they contacting with philosophy and other fields.  

【Keyword】 communication; media critique;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