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的遗产

甘惜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摘要】

新型媒介生态环境下,传媒集团成为全媒介信息服务商将有助于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 产业协同理论 传媒集团 产业价值链 流程再造

今日之中国,是东南富庶、文化发达,而西北贫瘠、文化落后。但古代中国则反之,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而北宋,都是西北文化高远,浸浸乎向东南移动,至明、清则全国中心向东南移,北京、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成为政治文化之中心。可见,中国文化之源,是先西北而后东南,最后由东南返回西北。

想不到这一历史规律即由西北而后东南的历史规律,到20世纪又来了一次小小的反复,一支小小的新军长征到达陕北,不数年间,一种新式的中国文化又随这支小小新军由陕北高远的一座小城发端,然后越过黄河,越过吕梁山和太行山,而漫及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大西南、大西北,这一新文化以席卷之势而漫透乎全中国。这真是历史的奇迹,历史的反复。这个文化发端之地就是陕北高原的小城延安。

这座小城很小,很落后,有如南方的小乡镇。但自从中共中央进驻这里,这里变了样,大批青年甚至中、老年知识分子涌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知识、求知的渴望,使这座小城充满生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重庆,一个延安,延安除了工业生产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均不及重庆之外,无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它都比远在长江上游那个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更富于生气。这个小城逐渐城市化,它聚集了大批人才,它有了印刷条件,人们都盼望出版一张能代表中共中央和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全国性报纸。

本来,从抗日战争开始再次实现国共合作以来,中共中央已经在武汉出版了大型日报《新华日报》。在此以前,中共建立以来,从未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版过大型日报,只出版过各种各样的刊物和小册子。那时是党的幼年时期,这些刊物和小册子的思想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工作的结合,同时这些刊物和小册子还要不断地受到国民党当局检查扣压。至于在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那时只能印发小型的、少量的油印报纸和铅印小报,虽然名曰《红色中华》,但在苏维埃根据地之外很少影响。所以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武汉能公开出版中共中央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这是破天荒的大事。

但是这张报纸,早期被王明把持着,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他还是报纸的董事长,他可以在报纸上大量宣传他那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可以把毛泽东的言论压缩到报纸的一个角落上去发表;他可以大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不顾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在独立自主条件下的统一战线,不是向国民党投降,不是到国民党朝廷去当官。王明由十年内战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到抗日开始突然转向“左”倾投降主义,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有待于党史学家们认真研究。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于日寇之手,《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此时长江局撤消,王明调回延安。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由周恩来担任。《新华日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是卓有成就的,《新华日报》是执行党中央决策的。

但是《新华日报》的出版权完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所剥夺,每日的报纸必须经检查官的检查才能放行,一切不合“尺寸”的言论必须删除,这样,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主张不可能都同广大读者见面,党的思想被封闭。《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是好采取各种巧妙手段来逃脱国民党政府的检查。这样,党中央不得不考虑在延安另出版一种不受国民党反对当局检查的完全自由的党报。

这个要求经过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让重庆各报发表国民党军包围歼灭新四军9000人的惨案的真相而显得更加迫切了。

1941年5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出版了,开始是对开2版,后来改为对开4版,每日出版,这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出版的自由的报纸。在中共党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新华日报》依然在重庆同国民党法西斯当局苦斗着,但它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盏明灯,不能让它熄灭,现在在延安又燃起了一堆篝火,它那自由欢快的火光照亮全中国,中共中央的声音在延安向全国自由传播。

正如恩格斯在1894年庆祝奥地利工人报改为日报时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党,特别是工人党的生活中,第一张日报的出版总是意味着大大地向前进了一步,这是它至少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做斗争的第一个阵地 。

《解放日报》就是中国共产党向言论自由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从此它以巨人般的声音向深藏在重庆那些防空洞里的一大群官方报纸的官僚们大呼:“出来吧!虫豸们,你们敢同我们论战吗?”

《解放日报》发刊词是毛泽东写的。创刊的第三天,毛泽东又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是借用唐代骆宾王《讨武则天檄》的最后两句,大有雄视万古、气吞山河之势。

毛泽东从此经常给《解放日报》写文章。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而作的。

经过1941年在党中央的酝酿,1942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发动,《毛泽东选集》二卷好几篇文章都阐明了。

整风运动的核心是批判教条主义,反对照搬苏联,提倡实事求是,提倡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倡一切从调查研究开始,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由于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具,整风运动直接关系到新闻工作,全党都关注新闻界的整风。

这时《解放日报》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国际新闻占据着报纸的大部分版面。《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同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入侵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关心苏联的安危,《解放日报》每天从第一版到第二版差不多都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战况、通讯、报告、政论等等,相关的国际新闻也不少,而对于延安、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就显得十分冷落,这个现象引起了正在参加整风的同志们的关注和报纸编辑部内部同志的反省。从1942年2月起,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毛泽东在改版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批评《解放日报》脱离边区工作,脱离边区群众,把宝贵的篇幅过多地让给了国际国内新闻。他批评《解放日报》没有同边区各部门各地区建立密切联系,没有把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报纸加以宣传。再往后,毛泽东还曾对地方报纸有过这样的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不能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边区人民办报,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这个指示,看起来是给地方报纸的,实际上,《解放日报》也基本适用。《解放日报》在整风中以及整风运动以后,都大大地增加了地方性的报道,经常把一个农民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单位的事迹放在头版头条地位,木刻特大号字标题,配以木刻人头像。这种版式开创了中国报纸的先例,颇为惊世骇俗。

在整风中发现的新闻界另一重要问题是党性不强。所谓党性不强,主要不是指《解放日报》,主要是指敌后根据地地方报纸。这些报纸在宣传上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具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独立主义、无组织状态以及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如任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派别斗争甚至反党行为,使党和人民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对于新闻工作中的这类问题,在整风运动中是作为最重大问题来抓的。

新闻工作中作风不正的另一问题是脱离群众。编辑部关门办报,既很少反映群众生活的种种问题,又忽视吸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报工作;不重视通讯员工作,不走群众路线,而着重于专家路线。《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进行自我批评,认为报纸工作远未达到列宁所说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队、鼓动者和组织者”。这个“集体”不仅是党的组织而且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报纸不仅是党的耳目喉舌,而且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党报不仅要忠实于党的路线和方向,而且必须与党和人民息息相通,这才是党报工作者的责任。《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边整边改,到了1944年2月报纸创办1000期纪念,《解放日报》曾自豪地申言:“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关于报纸的批评,那次整风活动中虽未强调,但这个问题仍受重视。毛主席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就曾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毛泽东的讲话,显然具有针对性,即针对王实味等人《野百合花》这类杂文以及当时延安某些院校的墙报《轻骑队》和《矢与的》,这些杂文和墙报在整风中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它们的态度不是与人为善的。

延安整风运动中整顿党的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与新闻工作直接相关的问题,是整风运动三大目标之一(其他两个目标是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毛泽东专门为这一问题作了一次专题报告,列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嚇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等等。这些罪名足以使一些写作者震惊不已,不能不在下笔时慎之又慎,但是肃清党八股决非一年或数年之事,不是一次整风运动即可奏效,所以时至今日,党八股的空话、废话、套话你到处可见。但党八股受到唾弃,这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收获之一。

受到整风运动批判的新闻现象还有不真实的新闻,当时涉世不深的年轻新闻工作者有的还不了解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不做深入采访而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向壁虚构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完全违反办报的根本原则的。新闻就是当代的历史,我们今天任意捏造新闻不但要受到当代人和广大读者的谴责,而且还贻害后世,后人根据今天的报纸材料编写历史,就会造成历史的混乱。整风运动中这一制造假新闻的现象受到群众群起而攻之,后来1948年在《晋绥日报》更掀起了一场痛斥不真实新闻的巨浪,所有各解放区的报纸都为此展开了一场运动,痛剿假新闻或新闻中的伪造部分。世界新闻史中象中国报纸这样开展一场运动欢迎读者揭露自己的创伤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延安整风运动对新闻界的震动是如此之大,几乎触动了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富有自我批评精神,有错就改,不到两年,整风大见成效。

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倡解决问题而不是夸夸其谈。整风的这个根本问题在解放日报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整风运动后都大有进步。各地报纸都转向了对本地问题的研究和报道,脱离实际的毛病大为减少。

无产阶级党性大为增强,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成为编辑部头等大事,把中央决策的重大问题放在头条地位,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对中央决定也不是刊出就算,还要根据本地情况加以阐释和贯彻。这个问题后来解放战争中由于战争频繁,不少地方放松了向中央请示报告,又产生了反集中统一的分散主义状态,中央在1948年又召开了一次短期的反对无政府无组织行为的党内斗争。在这等重大问题上中央是从来不放松的。

实行了办报的群众路线。在报纸的版面上,劳动人民真正成了主人,男女劳动模范、民兵英雄、战斗英雄站到了报纸显著地位上,报纸的群众来稿大为增多,实现了办报的群众路线。群众办报不能简单理解为群众来稿都用,而是对群众办报和专家办报相结合,这才是完整的群众路线。并且加强了典型报道,典型事件、典型单位、典型人物都大量登上了报纸舞台,这些典型的人和事具有特别吸引人、教育人的作用。

以上这一些,都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是《解放日报》遗留下来的重大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不但是中国近代史以来新闻界的创举,而且也同所有剥削阶级的报纸划清了界线,延安《解放日报》完全是不同于旧日报的新型日报。延安《解放日报》为往后的中共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没有把新闻的真实性和清新活泼、尖锐泼辣的作风作为延安《解放日报》宝贵遗产。事实是,在整风运动中虽然曾大声疾呼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和反对党八股,但不真实的新闻和八股之风却是禁而不绝,直到今天假造的新闻和假大空的文风仍是过街老鼠人皆喊打,但打而不绝。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不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延安《解放日报》也是在那个时代的特定条件之下的产物,它在那个时候是崭新的,创造性的,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发生过极其巨大的历史作用,曾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所创立的一些办报基本原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也是适用的。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革命胜利已经五十多年,中国已经从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中解放出来,我们已经统一了中国(除台湾外),我们已经处于和平建设的新时代,旧日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人民的文化已大大提高;读者对报纸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中国已不是封闭于农村中的中国,它是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中国。现代中国是城市领导农村,最近二十多年更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中国必须进入这个经济氛围。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中国的报纸,包括所有新闻事业,应当怎样跟上这个时代,甚至成为世界的带头兵呢?

当然,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必须坚持的:

我们的报纸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报纸;

我们的报纸是中国人的报纸,它永远具有中国特色;

我们的报纸是独立自主的,绝不受任何外国的指手画脚;

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世界共产主义。

但是,在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时,我们也应当不断地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是为了进一步改造世界。

我们在政治上永远需要统一战线,在文化上,在新闻战线上,是不是也同样需要统一战线呢?在新闻战线只是一统天下好呢,还是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共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多种报纸并存好呢?

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坚持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去办报,国民党被迫同意了。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表示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办报,但是他们不敢来。今天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搞新闻统一战线,在共同方向下出现新闻的多种声音呢?是一种声音对我们有利呢,还是多种声音对我们有利呢?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是多种物种、多种色彩、多种声音,否则就构不成灿烂辉煌的世界。

世界上,地球上,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各种各样的新闻,为什么我们的报纸就不能让国际新闻成为头条呢,不上头版头条呢?人家外国报纸对中国问题经常上头条,中国报纸不让外国新闻上头版头条,那是五十多年前的规定,今天中国应以国内和本地新闻为主,这个原则也是继续适用的,但处于今天的中国,这个规定是否应当作适当修改呢?客观地报道世界新闻,这并不表示我们赞成它或是反对它,只是表示这件重大新闻我们不能轻视,至于评论它,那是写评论的事,我们要把新闻与评论分开。当然也不能完全分开,适当分工是必要的。

我们的报纸往往乐于报喜不报忧,这也是《解放日报》遗留下来的问题。我国成就很大,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但问题还很多,甚至问题还很严重这也是大家共同思索的。未经批准,报纸不得独立揭露,即使一切属实,也不准见报。这是提高了报纸的威望,还是减弱了报纸的威望,甚至有损于执政党的威望呢?回忆延安《解放日报》时代,报纸上常有中央领导同志撰写的高质量文章,还有其他精彩文章,在农村环境中仍拥有众多的读者,现在在文化环境大大改善的情况下,机关报的销路反而一年不如一年,这是一种引人深思的现象。

现在一些报纸还有一种状况,一个领导干部不到被判刑被枪毙的地步,他们的问题在报纸上往往看不到。如果报纸平时有如实批评干部包括批评领导干部的权利,那些被批评者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责任,那么他们也许不至于犯法以至于被诛。报纸批评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监督力量,要把这种批评合法化,可以挽救很多干部。要使干部人人明白:有个无形的社会力量在监督着他们,要有所警惕而少犯错误或错而能改,这才是对干部的真正爱护。现在社会上不良风气较盛,贪污腐败让人痛恨,如果报纸批评受到党规和法律的保护,那么那些犯法者怎敢那么放肆挥霍国家钱财,腐败至于如此严重的地步。不准报纸批评领导干部,只是一种自杀政策。

以上这一番赘言,虽未尽意,无非是说战争与农村时代《解放日报》的辉煌创业。在今天和平与统一及改革开放时代,报纸应大踏步前进,而不应倒退到封闭时代的畏首畏尾、欲进步而退缩、欲放言而闭气,全无大家风范。当年毛泽东利用报纸,登高一呼,风云变色,山呼海应,今日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运用报纸,让中国成为无愧于时代的新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