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1921~2001年)——新闻学专家访谈录

单波 秦志希

在21世纪到来之时,《新闻与传播评论》迈着蹒跚的脚步走进了学术园地。作为该刊的核心栏目,“本期主题”将以广泛的学术议题设置、多元的学术话语互动,呈现学者们对人类的新闻传播实践的沉思,记录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动态发展。在深入细致的讨论之后,编委会同仁最终把主题锁定在“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回顾(1921~2001年)”,试图提供一份对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性分析,以学者的方式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为了全面展现这一主题,我们两人制订了细致的访谈计划,并于2001年4月初进京走访了部分新闻学专家。令人感动的是,我们的访谈得到了诸多专家的积极支持,先后接受访谈的有:甘惜分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建明先生(清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童兵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喻国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力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尹韵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赵玉明先生(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将访谈记录进行整理加工后,又寄给各位专家审订,最后形成了这篇访谈录。也许我们的访谈是仓促的,难以完整地呈现各位专家的思考,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里面灵动的思想足以让我们领略到理性思考的魅力(甘惜分先生的访谈以文章形式单列于后)。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渊源

记者:您是我国新闻史学的权威,值此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您认为我们党80年的新闻历程体现了哪些基本的规律?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指出报刊“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党从诞生之时起,就强调党报在组织上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党报传统是否渊源有自?

方汉奇(以下简称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受列宁办报思想的影响,列宁有关于党报党性原则的论述、报纸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思想,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思想,都直接影响我们党的办报活动。同时,我们党的新闻思想也受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办报活动的影响。毛泽东曾说过,他先是康梁的信徒,后是孙中山的信徒,后来信奉无政府主义,再后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列宁办报思想的影响,同盟会的报纸就曾介绍过列宁创办的《火星报》等报纸。不仅民主革命派,而且包括维新派,都不讳言报纸的政治倾向,甚至公开承认他们所办的报纸就是他们自己的“党报”。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把办报当做是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报纸来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所创办的革命派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在当时既是革命的宣传机关,又是革命派的“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他们注重利用报纸大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舆论;在夺取政权后,则强调与政府保持一致。孙中山于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对广东新闻界的演说,就讲到报纸不应再攻击政府,“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共产党接受了列宁的办报思想,也受到孙中山的这种办报理念的影响。早先强调报纸为夺取政权大造舆论,建国后更多地要求报纸为巩固政权服务,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路线、政策。我们重视报纸的政治意识,强调政治家办报,我党的新闻传播事业和各时期的政治保持着密切联系,应当说,这是我们党报的一个优良传统。列宁强调党要管报纸,毛主席发展为第一把手要抓报纸,要起“五个作用”。这一点,在建国前后则是一脉相承的。

这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早就提出新闻媒体既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同时也有经济基础的性质。新闻事业是和社会经济辅车相依、同步发展的。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新闻事业被逐步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实行企业化管理。这样使新闻媒体既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又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随着观念的变化和新闻业的一系列的改革,媒体的服务功能全面拓展,多种经营蓬勃开展,使新闻事业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就媒介经济层面而言,我们可以从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报刊经营活动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稍后的一段时期,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些老牌的商业报纸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的代表是《申报》、《新闻报》。《申报》在那段时期一度销达15万份,《新闻报》一度销达20万份。从现在的观点看,《申报》、《新闻报》是当时经济效益最好的报业集团。这一时期,是旧中国民营报纸经营成就卓著和经济效益最好的一段时期。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新闻学理论,可以为今天我们党的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一种理论的借鉴。研究可以超前,研究无禁区。

记者:从新闻专业的角度出发,您最感兴趣的党的领导人是谁?

方:最感兴趣的党的领导人很多,如毛泽东的文章就写得很不错,观点好,文风也好,不是钝刀子割肉,而是非常爽快淋漓。毛泽东、刘少奇都主张报纸为政治服务,但刘少奇更艺术一些,更讲究实效。因为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更理解受众,能更多地考虑传播效果的问题。他说新华社当老百姓好,意思是不要板着面孔教训人,要贴近受众。这对于我们现在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记者: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等人是以“新闻为本位”的理论家和报人,他们和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办报理念有些什么区别?如何评价这些人的办报思想?

方: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这些人,是搞新闻研究、新闻业务的,他们都出国留过学,放眼看世界,和西方新闻界打过交道,借鉴过西方新闻学,但又不是食洋不化,能密切联系中国新闻实际,是非常中国化的。他们是从新闻工作的实际出发,按照新闻自身规律来研究新闻的。

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是从革命需要出发办报的,与前者不是一个类型。但前者在政治上都是要求进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徐宝璜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邵飘萍也参加了“五三”大会并发了言,当时记者仅到了他一人,实际上他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戈公振在《申报》时期是进步的,他临死之时连续五次说“我是中国人!”他们的新闻思想是为进步的政治活动服务的,同样对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是有益的,更何况邵飘萍是中共地下党员。邵飘萍提出办报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实际上涉及到新闻职业道德,今天仍能为我们所用。徐宝璜提出新闻如鲜鱼,将新闻的规律性作了形象的比喻。戈公振对于调查研究搞得最为深入细致。任白涛最早关注人类早期传播活动,开展了对于结绳、烽火、击鼓等的研究。他在20世纪30年代写完《综合新闻学》共4册,出版2册。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需要研究党的新闻主流思想,同时也需要研究新闻自身的一般规律,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记者:1952年我们国家对私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之后,私人报纸就不复存在,从此出现党报一统天下的局面,怎样评价这一现象?

方:1952年不是不准私人办报,而是私人报纸办不下去了。天津《大公报》都自动不办了。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没有它们的空间。在计划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只看党报,因为党报可提供人们关注的各种权威信息,而私人报纸则不可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更,私人报纸的发展已不可能。最后只剩下《新民晚报》,赵超构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思想是有特点的。

 

曲折的新闻思想进程,独特的新闻理论贡献

记者:人们在讨论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时,常常忽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现在看来,这样的新闻学说史是不完全的。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陈力丹(以下简称陈):在我看来,中国新闻学的创立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结果,自然包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那时,像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党的创始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对个性自由、言论自由的论说,为中国新闻学提供了许多思想。在他们那里,言论思想自由早已不是梁启超式的宣传口号,而是一个理性的问题。陈独秀认为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化的第一重要条件。是谋个性之发展也。李大钊也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此与文化进步最有关系者也。鉴于这种认识,他们都反对对言论和思想的强力压制。李大钊曾提出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柔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悖,他以为不可禁止,不必禁止。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它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陈独秀超出一般的庸俗之见,指出了言论自由与法律的关系,认为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它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出来的。基于这种认识,他又进一步提出法律中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之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在此,陈独秀与马克思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曾说,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律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在这里,不同的只是,马克思用这个观点批评普鲁士政府对舆论的钳制,陈独秀则要用这个观点唤起人民批判性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树立现代法律意识。与此同时,在李大钊看来,衡量自由政治的实现程度,不在于看多数人是否享有自由,而在于看少数持不同思想者是否不受压制,因为多数本身已经给予了自己的自由。对比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的论述,可以看到其思路的一致性。卢森堡强调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记者:可以说,中国传播媒介在五四以后的变化之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的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像《新青年》、《每周评论》就十分典型。陈独秀、李大钊对自由问题的论说很接近西欧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具有非常突出的观念导引作用。他们在创办报刊的实践中,开辟了一种开放的、民主的、自由的氛围,把报刊置于世界范围内和民主的体系中加以考察,寻求报刊传播之道。

陈:他们当时提供的这种榜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有鲜明的“党见”,绝不调和立场,但对“党见”和自由的关系,考虑得相当理性。陈独秀在《答汪叔潜》一文中写

道:“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在1922年北大记者同志会上,李大钊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活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了初创时期的新闻学。

记者:随后,现实的政治斗争使新闻学观念转变到党报理论上来,如何评价这种转变呢?

  陈: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危亡的大问题,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党建设等行之有效的内容,仅就改变中国幼稚无力的新闻事业的状况而言,它们比什么新闻学原理显得更强有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学究式地讨论问题,问题一开始就要求新闻学在阶级斗争中选择服务于哪一方。于是,所有新闻活动纳入到阶级分析的框架中。中国共产党人所写的新闻学论文,以这种崭新的理论为武器,使五四时期的新闻学改变了模样,其基本观念和推理过程即如张友渔的论说中谈到的社会本身既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因而成为社会的一现象的新闻,也不能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故所谓新闻,不外是阶级对立的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即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他的支配地位,被压迫阶级,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还有同一阶级,在分析过程中有时也用新闻互相攻击。因此决没有一个报纸是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和背景的;决没有一个报纸是不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斗争的武器的。

相应地,与中国革命环境相适应的列宁、斯大林关于党报的某些理论,特别是“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等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被广泛接受,例如邓颖超发表在《红色中华》上的文章《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最后是这样一句话:“记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指示:报纸是我们最尖锐的武器(史达林)!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而且是组织者(列宁)!”同一时期报纸上凯丰的文章也引证了列宁的这段话。而张闻天则详尽地介绍了列宁1918年的文章《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用于解决中央苏区党的报刊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马恩时期“三权相互制约的党报体制”、列宁时期党内批评自由的原则、党内言论出版自由的党章规定等,则被回避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中国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步形成自己的党报理论的。

记者:这种党报理论有怎样的发展过程?

陈: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党报的专门决议是在1931年作出的。决议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要带极高限度的具体性,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从此,党报成为党的一个工作部门,甚至是思想的领导中心。

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新闻媒介的性质和作用的基本认识,形成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此之前,这张党的机关报虽然忠实地发表党的各种指示,但不注重宣传、解释这些指示,一般的民众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也难于领会这些指示。编辑部按照通常的新闻价值标准,将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安排在第一版,次之为全国性的新闻,而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则往往不够重视,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做法。在这种情形下,对报纸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成为改版的前提。于是,1942年的3月,中宣部以文件的形式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要看法,其要点是,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客观而论,20世纪40年代,党已拥有了大片解放区,如何进一步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不充分利用在解放区最便利的传播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这就很自然地涉及到对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改造,提出一套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其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就是以这种方法为基础的:“唯心论者对于新闻的定义,认为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源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这就是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所谓‘性质说’。最早的‘性质说’认为‘新闻乃是时宜性与一般性之本身’。后来花样越来越多,代替‘时宜性’‘一般性’的,有所谓‘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等等。”“兴趣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事实,写出来就成为对于劳动者有兴趣的新闻,但同一事实,剥削者看来就毫无兴趣。”

毛泽东则要求《解放日报》“增强党性与联系群众”,即要有强烈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识,要通过适当地报道民众的活动,让民众理解党的指示,并能鼓动他们去实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够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记者:在这一方面,邓拓有比较深切的体会。特别是1944年4月28日,他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的发言,代表了这一时期群众性的新闻观念。在他看来,“在全党办报的新方针之下,要把我们的党报办好,重要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改造我们的通讯和报道方法”。这种改造在通讯写作方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群众内容、群众形式和群众写作。所谓群众内容,就是要反映那些代表广大群众的斗争、生活、感情、思想面貌和要求的英雄主义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例子。应该说,仅就《解放日报》的通讯写作来看,群众内容是得到了重视的,但邓拓认为,过去的通讯写作在典型的反映上,还异常贫乏,而且有的被歪曲了,“通讯的群众内容还没有被普遍地充实起来”。由此,他提出,“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真实的群众内容才是我们通讯的唯一生命。我们的通讯所以有价值,正因为它具有最真实的群众内容”,从这一点上而言,要“坚决反对新闻通讯对现实群众斗争的反映采取不负责任的夸大而损害了它的真实性”。他认为,边区少数新闻工作者对这一点认识不足,甚至存在一些有害和危险的想法,“往往把真实性与生动性对立起来,似乎为了生动起见,就无妨伤害一些真实”。在邓拓那里,“最真实的群众内容才是最生动的”,只要新闻通讯有本领反映真实的群众内容,就一定是最生动的和最有价值的。

而所谓群众形式,就是“新闻通讯最大限度地运用群众的思维结构、群众的语言,而不是生硬地搬用它们,不是在洋化的结构中套进一些群众的思维片断,在洋化的句子中格格不入地装进几个老百姓的土语,而是真正地为群众所讲的和懂得的通俗的群众思维结构和语言,这种思维结构和语言是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化到群众里头去,从群众中发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邓拓的逻辑是:群众是怎样生活的,怎样进行斗争的,他们自己所经历的过程,就很完美地形成一种自然的结构;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往往同他们自己最熟识的周围事物联系起来,做出各种比喻,那就是最好的最自然的一种表现手法。他也并不否认通讯的“文艺性”和“形象性”,但认为“通讯的文艺性的加强,就是要我们的通讯富有工农兵群众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的真实的形象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的通讯具有最好的群众形式”。相应于这种群众形式,他又进一步提出“群众写作”,并把它作为实现群众路线的最根本的要求和最高的标帜,其逻辑是,“只有当群众自己写出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时候,才是最真实最生动的,而当群众自己能够写作通讯的时候,也才是我们通讯工作发展的最高峰”。显然,这是通讯写作的一种理想境界,此时,人们已进入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并且民主与自由的矛盾被最大限度地化解;新闻道德得以普遍建立,成为人在言语活动中的自觉追求;新闻媒介摆脱权力和金钱的控制,成为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其实,这也是一个共产党报人所要达到的境界。邓拓意识到要经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才能达到,因此,他更关注努力的过程,认为“在这过程中,首先要求我们的通讯工作者,写出一篇新闻通讯尽量都经过群众的鉴定,写的是什么地方什么人的事情,就读给什么地方什么人听或者经过他们看过,得到他们的校正与修改,证明我们的新闻通讯真正是群众的了,才能放手”,“其次应该尽量替群众写作新闻通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替他们写什么,逐渐帮助他们写作,最后我们的新闻通讯就可以直接由群众自己写作了”。在这里,邓拓从全党办报的角度,触及到了新闻传播中的参与问题和传受双方的互动问题。

陈:延安时期的新闻观念的建构,不仅改造了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改造了他们的新闻活动形态,其特点是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对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一代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它永远具有英雄史诗般的魅力。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涉及的内容已经主要与生产建设有关,提出记者有考察党的政策的权利和任务,将报纸比喻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导线”,强调群众通过媒介与党的联系,背景就是生产建设中政策制定的复杂性。这个思路是很正确的。到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刘少奇对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的谈话、人民日报改版等,均是沿着新中国建立前夕的思路走的。但是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党报理论变得不适应实际情况了,其发展的顶点是“文革”时期的新闻理论,代表作是陈伯达、姚文元定稿的1968年9月1日“两报一刊”编辑部那篇2万字的长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文中一再重申:“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很实际的,强调党领导的新闻传播业要成为维护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其他的一切要求,例如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一切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位等,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展开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最好时期,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都是历史上空前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适应了现在中国的国情。

记者:维护社会稳定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不应该是矛盾的,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出现了一个关键词“舆论监督”,您能不能谈谈关于这个思想的发展情况?

陈:“舆论监督”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报告谈到:“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1996年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均出现“舆论监督”的概念。1990年以后,舆论监督的概念被写入中国的法规,例如《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1993年后,这个概念被写入中国的法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八条。

如果查找这个思想的来源,恐怕可以追溯到1945年党的七大时期。毛泽东那时对黄炎培有个著名的谈话,讲到如何防止党脱离人民的问题,那就是民主和监督。在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在对比解放区和国统区时,也谈到了人民的监督问题。所以,刚一解放,党中央就在1950年4月专门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虽然当时没有出现“舆论监督”的概念,但是其内涵是相近的。1954年,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决议强调:“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把报纸是否充分地开展了批评、批评是否正确和干部是否热烈欢迎并坚决保护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作为衡量报纸党性、衡量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委领导强弱的尺度”。把是否进行报纸批评作为衡量报纸党性的标准,显然,“党性”中就包含着是否进行报纸批评。毛泽东在多次谈到典型报道时,是同时将好人好事与坏人坏事并提的,典型包括坏典型,揭露坏典型,一定意义上便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舆论监督的内容之一。基于这种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历史传统,1987年提出的“舆论监督”的概念是有理论积淀的。

中国的舆论监督有自己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党和政府领导管理职能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因而具有较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也需要制约。中国的舆论监督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一定程度的法治化。一系列媒介的专栏或专题节目,从事实的披露到真相的探察,从问题的讨论到法治化的解决,已经呈现一定的工作规则。

 

共产党人对广播规律的探寻: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

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诞生于1940年12月,这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据您的了解,共产党人对这种现代化的宣传工具的规律和特点,是怎样逐步认识和掌握的?

赵玉明(以下简称赵):在正式创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前,我们党就对无线电的神奇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如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古田会议起草决议案时就指出:无线电是一种进步的通信方法。1931年1月28日,朱德、毛泽东在《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中指出:“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陆续与鄂西、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无线电通信,毛泽东对无线电通信网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的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这时候,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了无线电在军事斗争中作为通讯、侦听工具 的作用。1931年11月,共产党人又利用无线电办起了文字广播,即红色中华通讯社,也就是今天的新华社,这就标志着共产党人已开始认识到无线电作为宣传工具的作用了。正是基于这样的逐步认识,1940年12月,共产党人办起了无线电语言广播,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但对广播规律和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广播工作者是不大清楚的。惟一明确的是,广播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和群众的生活、揭露敌人的重任。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实践的发展,共产党的广播工作者逐步形成了办广播的方针和路线,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大家办广播”,主张“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全党办报、全党办新闻事业的方针在广播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也是人民广播区别于旧中国广播的根本特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大家听,一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当时,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特别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都写给延安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由此,延安台十分注意征求听众意见,根据听众的来信,改进广播宣传工作。1946年6月,延安台又形成了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广播工作的规章制度,即《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这份文件明确提出语言广播部的任务是:“建设全国性的语言广播机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报道国内外时局的动向;有计划有系统地宣扬我党我军与解放区的事业和功绩,揭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统治并宣传与鼓励其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根据上述任务,又确定了语言广播部的三项具体业务,即研究语言广播的宣传工作,编写语言广播稿件和组织广播节目,指导播音工作。在广播稿件内容的配备和编写方面,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每日广播的内容“歌颂光明要多于揭露黑暗”;在编写上要注意“选择场面较大或真正典型的材料”,“力求完整与有系统”,“要生动,有趣味”。在语言的表达上,规定“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用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优美与响亮”,“电文中有文言或难懂的字句,应加注必要的通俗的口语翻译”。在1946年9月5日播出的《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一稿中,延安台再次重申:“我们创办这个台,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跟国际的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共产党人在广播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和掌握广播的特点和规律,并且成功地发挥了人民广播在解放战争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原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广播事业,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与新华总社为平行组织,同受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从此,广播事业脱离新华社成为单独的宣传系统,与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并列为中央三大新闻机关。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发挥广播的特点办好人民广播呢?1950年,胡乔木及时地提出“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这就要求办广播不要像战争年代那样依赖报纸、新华社,而要注意发挥广播本身的特点和优势来办。后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方针。

记者:胡乔木提出这个方针,可能与进城后广播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分不开。1949年6月20日,北平新华台首次播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录音讲话。同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北平新华台采用讲话录音、实况广播、录音报道等形式对大会作了充分的报道,发挥了广播宣传迅速及时、感染力强的特点。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平新华台首次实行大规模的全国性实况广播。这些广播报道在广大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上海《解放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狂欢在收音机旁》的文章,这样记载听众听录音报道的反应:“当广播员报告毛主席开幕词录音广播开始时,大家含着微笑,严肃愉快而紧张得连气也不喘地静听毛主席的演讲,一个字也不肯放过……收音机里响起阵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围聚在收音机旁的同志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虽然毛主席的声音越来越洪亮,越来越清晰,但大家却越来越聚拢头向前伸着,眼睛凝视着,耳朵侧听着,好像就要钻到收音机里面去。”可以肯定,广大的听众是极其欢迎体现广播特色的新闻报道的,这种巨大的广播报道魅力也是前所未有的。无形之中,广播的特点与听众的收听需要发生了历史性的遇合,很自然地,“广播要学会走自己的路”这一新观点就呈现出来了。如果就这样按照广播的独特规律探索下去,广播就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媒介竞争中独领风骚,因为在那个时候,电视的影响非常微小。

赵:可是,自1957年后,“左”的影响加强,人们对广播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提出“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直至到“文革”期间把广播说成是“全面专政的工具”,否定了“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方针,认为广播要自己走路是“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从此,批掉了广播的特点,“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成了危险的禁区。从1971年底到1973年,我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了两三年,但却没有采写过,因为那时没有采访活动,广播不过是《人民日报》的有声版,只是早上“报摘”晚上“摘报”的“传声筒”。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的解放使人们有可能重新审视“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的方针。于是,1980年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提“广播要自己走路”,重新探讨广播的特点、性质、任务、作用,又开始大量出现实况转播、录音报道、录音访问、广播对话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在写作和编辑中越来越考虑广播的特点,尽量做到通俗、口语、突出重点、减少层次,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现场报道、口头报道、主持人节目,充分发挥广播的“声音”特点,增强新闻的时效性。从此,以新闻报道为突破口,广播事业出现了改革的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改革浪潮出现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当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的氛围中,广播电视的改革,除了宣传改革外,广播电视经营管理观念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广播电视同报纸一样,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主要是依靠行政拨款来办的。广播电视部门,搞好广电宣传的意识很强,广电的经营管理观念薄弱。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广播电视事业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原来的行政拨款已不能支撑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广播电视广告的开办和其他多种经营如广电报刊、音像制品等的出现,使广播电视的产业性质逐步凸现出来。也就是说,广播电视作为宣传工具,它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作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它既有一般产业的属性,同时又具有特殊行业的属性。面对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给广播电视可能带来的冲击,广播电视如何深化改革,确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电视经营管理观念的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记者:在新的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下,您是怎样理解广播电视改革的?

赵:怎么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作更多的调查研究。只能谈些粗浅的认识。根据我的了解和认识,广播电视改革的动力在于创新。对于广播电视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在我看来,首先必须在观念上有所创新。如功能观念的更新,过去我们只强调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其实,喉舌功能只是广播电视的主体功能,此外,广播电视还有其他功能,如信息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等。再如,要建立广播电视的产业观念,这就需要我们去探讨广播电视作为经济基础的特性。同时,实践还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广播电视是不是生产力?它作为经济基础的性质怎么认识?如不认清这些问题,就难以在观念上突破。第二,要在体制上创新,要以集团化作为发展的重点,台网要分离,网络要作为企业剥离出去,有线电视台与无线电视台要合并,要尝试组建多媒体、多功能、多品种、跨地区、跨行业甚至跨国界的广播电视集团。第三则是要实行宣传创新,也就是进一步搞好广播电视节目改革,推行精品工程。第四便是技术创新,改变我国广播电视传播技术上的尚不适应国内宣传特别是国际宣传需要的状况,建设亚洲一流、世界前列的广播电视技术系统。

 

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是人民新闻思想

记者:党性是政党学说的关键词,也是党报理论的重要观念。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报人梁启超在多样化的报业体系中提出党报概念,按他的说法就是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的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同时,主张党报应在言论上、组织上与党保持一致。在他那里,虽然没有党性概念,但显然已有党性观念。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很看重报刊的舆论力量,主张“政党为体,党报为用”视党报为政党的“喉舌”。应该说,在中国,党报理论的党性观念是政党政治的产物。

刘建明(以下简称刘):任何一个阶级,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都要控制一定的媒介以宣传其政治纲领。最早的党报创始于英国,即1643年创刊的《宫廷通报》,史称第一家英国王党报纸。此后,又出现了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党报,同时诞生了“报纸的党派倾向”的观念。这一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报纸“党性”的代名词。在中国,党报的党性观念确实有着政党政治的历史背景,但随着共产党吸收马列主义的党报理论,这一观念的思想来源有了重要的转向。要了解这种转向,我们必须弄清楚马列主义新闻党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在列宁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党性的概念,但他们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党报的一些基本原则,无不体现了鲜明的党性内容。他们认为,党报以科学共产主义为指导,以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基础,坚持党的政治纲领和策略。他们还强调,党报必须服从党的道义上的领导,反映全党的意志和要求。同时,党应设立专门机关对党报进行监督,党报亦负有对党的领导者监督的义务。他们的这些观点可看作是共产党党报党性理论的萌芽。无产阶级党报的党性概念是1904年由列宁首次提出的。当时他批评新《火星报》已变成“反党的机关报”,要求党报工作者增强党性,克服小组习气,新闻报道要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坚持高度的统一性,反对记者立场的分散性和独立性。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出版物》一文中全面阐述了党报的党性内涵。他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报刊必须坚持党的观点;新闻的严格党性,就是机关报贯彻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性。在他看来,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相反地,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后来,原苏联的新闻学者又提出党报“五性”的观点,即党性、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真实性。同时还有加上“群众性”的六性说和减去“战斗性”的四性说。

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办报之日起就是按照这种党性原则办事的。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的生活。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就是党性不强。这里的“党性”一词,是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中首次出现的。同年,延安《解放日报》还提出党报“四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1945年末,重庆《新华日报》上又出现了人民性的概念,表明党报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的。人民性这个概念来源于马克思,是指体现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性观念是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新闻理论的影响。

记者:这种党报的党性观念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是合理的,在组织传播系统内是合理的,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思想价值取向。

刘:是这样的。所以,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符合逻辑的。关键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应有不同的办报方针、管理方式,服务于不同的历史任务。在战争时期,新闻媒介应成为战斗的武器,强调上下一致,加强政治性;当党掌握领导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新闻政策与管理方式都应当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这个转折过程中,我们党的新闻政策曾一度没有扬弃过去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宣传做法,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时代。比如说解放后,在三年经济整顿后,新闻应该转向为发展生产力服务,但没有根本转过来,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党报的党性理论也被少数同志误解为“高度集中的阶级性”,只重视党报的“阶级斗争”功能。

从新闻理论上看,我党有很多建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出一些新闻的基本原理;二是对新闻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在这两方面,我们的党都有正确的论断,只是有好多东西我们没有继承并发扬下来。

记者:那么,最值得我们记忆的理论观点是什么呢?

刘:在我的印象中,党有三个重要的观点是值得继承的。

其一是强调新闻报道要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事实说话。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说,要“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直接这样要求记者:“你们的报道一定要真实,不要添油加醋,不要戴有色眼镜。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这种新闻观反映了共产党人的胸襟,在党报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新闻报道要恪守真实性,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此都非常重视。

其二是强调新闻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新闻报道要反映人民的呼声。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告诫记者:“不靠广大人民群众吃饭,不靠真理吃饭,你的事业就靠不住。如果你的事业建筑在人民利益与真理上面,那才靠得住”。同时,他要求记者:“要采取忠实的态度,把人民的要求、困难、呼声、趋势、动态,真实地、全面地、精彩地反映出来”。在他看来,“如果能够真实、全面、深刻地把群众情绪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记者能作出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这里所强调的“报纸是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吃饭,靠真理吃饭”,这个原则,中国共产党历来都是很重视的。但党报工作有些时候贯彻得好,有些时候贯彻得不好,在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研究。

总的来看,我们党的核心新闻思想是人民新闻思想,其代表性文章应该是陆定一1946年1月11日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的《人民的报刊》,他写道: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为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的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在德国,不是有成千上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

“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人民的报纸》反映的新闻观就是人民新闻观,深刻体现了党的新闻观。这种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从事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带领人民争自由、争民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必然结果,自然也是党性观念的真谛。

其三,在今天仍然要继承党报的这种党性传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指科学的世界观和政治精髓,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内容。在武装革命年代,党性表现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坚定性、组织性和统一性,作为“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后,人民政权如果不处于危机状态,党性就集中表现为在政治上保证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不断扩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依据科学精神处理社会问题、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从根本意义是说,党报的党性是指观察和说明世界要有科学态度,维护人民的利益。我这个结论在《宏观新闻学》(1992)和《现代新闻理论》(1999)两本著作中都有表述。实际上,这是从毛泽东的著作里借鉴来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毛泽东后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一切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党性绝不是游离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空洞的政治概念。办好党报、坚持党性的最高标准,要看它能否阐明人民的最大利益。回避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上面这些全面的观点,既无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也无法正确理解党报的党性原则。

记者:我记得您在《现代新闻理论》一书中曾经分析过两种对立的党性,这是否就是您所指的民主开放的党性?

刘:不错。民主开放的党性,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它所控制的新闻媒介代表人民的追求和社会发展方向,体现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一致性。这种新闻媒介既要为人民说话,给人民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更要把党集中人民意志的高度思想理论表达出来,引导人民的历史进程。民主开放的党性,还要求新闻报道不断揭露歪曲党的思想理论和践踏人民利益的行为,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对党的工作中的错误的批评。它把人民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完美地体现出来。与此相反,像希特勒的国社党、林彪和“四人帮”之类的专制主义党团报刊的党性,则只为党派少数领袖集团从事错误的舆论活动,制造各种谎言,冒充人民的声音;同时,实施严格的控制,重大的事情不让人民知道,经常歪曲事实,制造舆论,压制敢于说真话的记者,禁止发表不同于领导者的意见以维护少数领袖集团的专制统治。

记者:显然,您所指出的“专制主义党团报刊的党性”,在共产党组织系统内,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在党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党报遭遇了严重的危机;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又是与民主政治水火不容的。这是我们必须跨越过去的观念的障碍,又是我们必须时时警惕的观念的误区。新的世纪已经到来,在您看来,党的新闻思想将有怎样的发展前景呢?

刘:经济全球化、传播技术网络化、媒介走向市场是党报面对的重大挑战。我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党的人民报刊思想依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党报作为党的工作机构,担当指导全国的工作和作为人民的代言人的双重角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意识应该加强,以实现新闻传播的双向互动,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适应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像《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不应走向市场,因为它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追求赢利的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化的年代,媒介伦理成了重大问题。人民报刊思想是应对媒介伦理危机的重要天平。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理论,推动人民报刊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也将进一步使党报理论科学化。

正如江总书记所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三个代表”的内涵恰恰和党报的人民报刊思想相吻合,揭示了现时代党报党性的精髓。胡锦涛同志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背离“三个代表”,就失去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坚持党性就成为一句空话。党始终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推广先进文化,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持党报的本色,党报理论也将增添生机勃勃的内容。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研究和解决新的课题。党报及党报理论必须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与此同时,又必须坚持解放思想,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共同研究和回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党报及时地、科学地反映全党和各阶层人民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表达人民的心声,推动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才能真正做到“三个代表”。

 

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有个性的新闻观:“群众论”和“导向论”

记者:在今天这个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理解我们党的新闻思想,既要坚持、发扬党的优良新闻传统,又要顺应新的传播环境,更新观念,使我们的新闻思想具备新技术时代所要求的更大的开放性,同时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来。您认为我国新闻事业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尹韵公(以下简称尹):就世界范围内而言,我党新闻事业的最大特色是内参机制。公开刊物报喜多于报忧,而内部刊物则报忧多于报喜。世界其他共产党不一定有这种内参机制。《人民日报》最大的部是群工部,这种内参机制有利于社会稳定,又有利于解决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前苏联的垮台就因为搞所谓大公开,戈尔巴乔夫主张把一切都公开,什么都不保留。在这种主张的鼓动下,一些人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大解密”,把列宁说成是德国间谍,说捷尔任斯基秘密杀害了沙皇一家等,结果使共产党威信扫地。戈氏的“公开性”表面上讲民主,讲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害了民主,害了新闻自由。媒介煽情,只图观赏、好看,不注意把握分寸,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这方面而言,我们党比苏联共产党成熟。诚然,一个社会需要有宣泄的渠道,宣泄可以化解积郁,有利于社会安全。但要将“宣泄渠道”与舆论引导结合起来。现实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该报道的一定要及时报道,以满足公众的知晓权;同时,又不是所有的负面事件都要公开传播,要考虑这些事件报道的社会效果,注意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记者:在长期的摸索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您认为其中最值得记忆的是什么呢?

尹: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中,最突出、最有个性的就是“群众论”和“导向论”。“群众论”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来办”。在他看来,党报的作用有两条:一是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二是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报把群众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办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哪个阶层或哪个阶级,这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党报忠实地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走群众办报路线,“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媒介有别于其他任何国家媒体的重要标志。群众办报,保证了信息传播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双向流通,既有宣传,也有信息;既有教育,也有反馈,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或者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由这个体制产生出的群工机制和内参机制,成为党和政府了解真情的重要窗口,治理国家的重要决策参考。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鉴于国内外的一些惨痛教训,特别重视舆论导向,反复指出,党报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江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段论述极为精彩,可谓入木三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舆论导向问题还从来没有作出过这么新、这么深、这么准确、这么到位的论述。江总书记对舆论导向问题讲得最多,善于从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述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宣传工作的层面上,他主张“胸中要有大局,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对错误的东西要头脑清醒,心中有数,沉着处理。不能把错误的东西炒热,更不能让错误的东西干扰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在治国兴邦的层面上,他强调,“要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必须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舆论反映着国家的形象和社会的精神面貌。舆论引导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现代社会,各种媒体特别是信息网络化迅速发展,舆论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需要引导”。在传播效果的层面上,他指出:“我们的报纸办得好,可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起到有力的宣传、贯彻作用,对群众起到极大的动员、鼓舞作用,对先进的东西起到积极的倡导、弘扬作用,对错误的东西起到及时的制止、纠正作用,还可以对科学知识起到广泛的传播、普及作用。如果办得不好,尤其是政治上出了偏差,那就会像古人所说的‘谬误出于口,则乱及万里之外’,不仅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有的还可能在国内外造成不良的影响。”总之,江泽民关于导向问题的阐述相当丰富、全面、系统,反映出时代要求和时代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新贡献和新概括。

 

党的新闻思想将呈现科学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功利性

记者:每当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而思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就呈现出科学、理性的特点,而每当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偏离新闻传播规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就出现